以史为镜——析杜郎口旋风

在《由导学案想到》一文中，我谈到了大跃进时代发生的有些事。今天的导学案与那时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由于我进入大学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把亲身的经历与当前推行导学案的情况做一个比较。

        在1958年，当时说粮食亩产可以有两万斤。这一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粮食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历代的造反都与人民没有饭吃有关。大家都希望能有充足的粮食。在今天，尽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越演越烈，其实教师和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全面提高孩子素质。这只要看看老师和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就知道了，几乎没有家长不为孩子的品质担忧的，区别只在于对各种品质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认识。按宣传，杜郎口的教学方法既能提高升学率又能使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它必然是人心所向，众人所求。

        58年那时所崇尚的是“唯意志论”，从“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些口号就会明白科学和客观规律被抛在一边。现在这种“唯意志论”的东西还是比较有市场。例如在介绍牛顿时只说“因为看到了苹果掉到了地上，以后就发现了万有引力”，而不介绍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过程和牛顿所犯的错误。当时在“唯意志论”指导下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产生了种“试验地”的群众运动。于是在良好愿望的指引下，就希望并提出了很高的产量指标。你说一千斤，为了显示我比你的思想更解放，就提出二千斤，你我攀比的最终结果，就越来越离谱。能有如此雄心的人，被大力表扬；提出亩产一千斤的人就被批评为保守。我只能猜想当时也有人质疑它的可能性，因为当时不可能把怀疑的言论发表出来，我作这样猜测的原因是报上大幅批判“怀疑一切”。今天怀疑和否定杜郎口的一些言论，虽然它是学术范围的，不是也有被封的现象吗？读一下十段的博文和fenglong88的帖子就知道了。

        提出高产量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是满腔热情；有的是争功邀赏；有的是明知不可而骗人；也有不少人是被大势裹挟，为保全自己而为。你想，人家都说亩产万斤了，我明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说不可能那么多就要被批斗，我就说亩产8千斤吧，实际上我知道这是谎言，大家都这样，我不会遭罪。这样，“我”也就成了皇帝新装前叫好的一员。于是形成了粮食产量能翻几番的轰轰烈烈局面。今天在执行导学案的老师中不也有这样的人吗？例如有人求助，希望获得某内容的“学案”，“学案”方面的书卖得很好；在红霞在线，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他们的校长因为实施导学案而把学校搞得很出色；校长要推行导学案，你敢说不吗？说不定因为不服从校长的英明领导而被扣了绩效工资，或者以后会被穿小鞋；对导学案的态度被提升为对教育改革的态度，否定导学案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很多领导会说任何改革开始都比较难于接受，任何改革都有从“难”到“易”的过程，先搞起来再说。于是杜郎口的旋风就刮了起来。

        我曾亲眼看到过很大的稻子，那是试验地里长出来的。种植的人挑的是最好的土地，然后最精心地种植，并且这几根水稻是从众多的试验地里挑出来的，这块地有一个美好的名字——样板地。于是这个特例就成了全国亩产万斤的实证。“眼见为实”成为了最最最美好的理由！

        我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有一位学生获得全国数学、物理竞赛的高奖，但是在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也仅有这样的一个学生。我相信，一位在情感上十分喜欢这门学科、在智力上十分优秀的学生，采用自学、讨论和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他可以提高得非常快，而且学习质量很高。我有一个学生，每星期来一次，每次一小时，一年不到，就在香港的两个奥数竞赛中都获得了等第奖。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大部分学生，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能耐使一个班级的学生通过2年的培训能有20%在区级数学竞赛中获奖。所以，个例的出现并不见得能证实对全体是有效的，这个认识应该是科学素养的一项吧。但是个别成功的例子，具有真实性、可见性，更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在化学工业中，实验室成功的工艺，必须进行小试、中试后才可应用；对药物的功效必须进行大范围的“双盲”验证，被统计证实才能出售，就是这个原因。

        中央教科所教授带几位被精心挑选的老师去上一节可以用导学法的课与此类同。以我在《对导学法的探讨》一文中介绍的毒奶粉事件和童话体作文，中下水平的教师也完全可以达到如此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它并不能说明各种学习材料、不同程度的学生、不同能力的教师都可以使用这种办法。

        58年的另一个措施是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大压力。钱学森，这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不得不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说明亩产二万斤是可能的。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一位知道中科院情况的博导告诉我，钱学森为此没有被选上中科院的院长。我很为钱学森不平，在那个时候，你们这些院士做了些什么？风势转了，就自鸣正确？然而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推行导学案中我们不也是看到了行政的压力吗？例如有一位省长发话了：“导学案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我是这个省的教师，我会很怕，而且决不敢放一个屁的。因为区长听省长的、教育局长听区长的，校长听局长的，我怕现管呐。所以我很钦佩东方中华。

        由于能控制舆论、能强力使用行政压力，58年刮的旋风，要比今天的“杜郎口旋风”大得多了！不知道钟启泉和李炳亭们是否感到生不逢时，以致杜郎口的旋风刮得还不够大。

        58年秋收，不是要暴露这些虚假了吗？有办法。晚上把其他地里的庄稼移过来。然后让记者来参观、证实、宣传。杜郎口不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吗？白天讨论，晚上补课，有报道说他们学生觉得很苦，一天学习时间达13小时，一星期里考卷有8份，而宣传说他们是0作业、0考试、100%的升学率。“被宣传的杜郎口”与“真实的杜郎口”不是同一件事啊，由于宣传的功效，在人们的心中存留的是“美好的杜郎口”。

        那时还批判了“秋后算账派”，猜想当时有人大着胆子说：“你们这样说亩产二万斤是不可能的，秋收时看事实吧。”对推行导学案所必然产生的后果，我在《讨论——导学案的亮点、导学案的死穴》里已经从原理和现实中指出了。没有说的话是：你们再这样下去将危害2亿学生和忽悠全体教师。我之所以连续发文正是出于这一担忧。估计李炳亭们在今天还无法发起对我这个“秋后算账派”的批判吧！我希望他们能悬崖勒马，不要等到“秋后”！

        由于当时继续推行，到秋后确实粮食大面积减产，当事实无法掩盖时，就提出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很有趣，当时就是以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为号召的，转向为难以判定的“政治账”了。现在，有一些以“升学率”为办学目标的学校放弃了“导学案”，有人就指责他们是办学目标错误，应该以学生素质的提高来评价“导学案”，需知他们本来就是奔着“100%升学率”而实施“导学案”的呀，他们的放弃正因为升学率大大下降。而这个“素质提高”的说法有事实验证吗？这跟当时说“算政治账”很相似。

        当全国陷入饥荒时，只能使出最后一招：找个替罪羊。那就是自然灾害。现在这一招已经呈现：是教师没有理论武装、是不认真学习、是没有死心塌地去实施，当然还要加上一条：你们教师没有学到真经，是你们水平太差、是你们教学理念不对头。他们在使用各种手段宣传的时候，喜欢强调的是：世上还没有出现或者老师们还没有具备某种东西。这与张悟本卖绿豆的那一套忽悠电视前的百姓有什么区别呢？当学生成绩不好，不反思自己，一味责怪学生努力不够，同出其理。

        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今天教育部门还会出现与大跃进相似的情况呢？

        我已经讲了。一位原参加杜郎口工作的研究生退出了，原因是杜郎口不是在研究教育而是在设法赚钱。告诉我的是一位我师从、并与他一起进行教育实践研究达十年的博导，而这位研究生是他的学生。那么今天的杜郎口旋风比起过去的大跃进已经增添了“金钱至上”的“现代特色”。可庆、可贺，仰或可悲、可叹？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教学也不例外。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正教学。